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冰冷的水泥地贴着我的右脸，我的双手被反扭在背后，手腕传来几乎要被折断的剧痛。
粗暴的吼声在耳边炸开，膝盖重重压在我的后背上。我勉强睁开眼，视线穿过杂乱的皮靴，看到我的那个黑色行李箱被暴力扯开。行李箱的衣服散落一地，卡鲁送我的那个旧木盒骨碌碌滚了出来，盖子被震开了。
戴着防爆头盔的安检队长凑过去看了一眼，他原本举着枪的手突然一抖，紧接着整个人像触电一样往后退了两步。
我的脑子嗡嗡作响。八年，整整八年。我以为我终于可以带着满身疲惫和存下的钱回到老婆孩子身边，却没想过，这八年的非洲基建生涯，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画上句号。
八年前的夏天，我提着两个大编织袋站在广州机场的航站楼外。苏晨抱着刚满半岁的儿子，眼睛红得像桃子。
我去非洲修路，签了三年的合同。为了这三年三十万的薪水，能把老家县城的房贷还清，能让儿子吃上好点的奶粉。
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飞行和转机，我降落在东非的一个国际机场。刚走出舱门，一股夹杂着柴油味、泥土味和浓烈汗臭味的热浪扑面而来，瞬间把我身上的T恤闷得湿透。
接我的是项目部的副经理李强，一个在非洲待了十几年的老基建人。他皮肤晒得跟当地人差不多黑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polo衫，开着一辆连后视镜都用胶带绑着的破皮卡。
车子驶出市区，柏油路很快变成了坑坑洼洼的红土路。路边到处是用铁皮和木板搭起来的棚户区，几个kaiyun光着脚的黑人小孩追着我们的车跑，伸着手要东西。
“周锐，刚来不适应吧？”李强一边猛打方向盘躲避路上的大坑，一边递给我一瓶用塑料袋包着的冰水。
“咱们来干嘛的？不就是修路的嘛。”李强咧嘴笑了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“记住了，在这边，收起你国内的那套想法。这里有这里的规矩，别滥发善心，也别轻易相信谁。”
那时候的我，满脑子都是赶紧干活赚钱回家，根本没把李强的话放在心上。直到三天后，非洲给我上了结结实实的第一课。
工地刚开工，需要采购一批用来做工棚地基的辅料。李强要去首都开会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。
我拿着翻译软件，去了一趟距离营地三十多公里的建材集市。那是个乱糟糟的地方，到处是苍蝇和堆积如山的建材，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旱厕味道。
一个穿着花衬衫、戴着大金链子的当地商人凑了过来。他叫桑戈，英语说得很溜，一上来就极其热情地握住我的手，左一句兄弟右一句朋友。
他拍着胸脯保证，他家的沙石和钢筋是整个集市最好的，而且看我是新来的中国兄弟，给我打八折，还包送货到工地。
我被他的热情冲昏了头脑，加上想替项目部省点钱，也没仔细验货，当场就付了定金。
第二天，十辆翻斗车把材料卸在了工地上。桑戈拿了尾款，笑嘻嘻地开着车走了。
下午李强从首都回来，一下车直奔物料堆。他抓起一把沙子在手里搓了搓，脸色瞬间变了。
我跑过去，李强把手里的沙子砸在我胸口：“你买的什么玩意？这是海沙！盐分都没洗干净，用这个打地基，钢筋半年就得锈穿！还有这钢筋，细得跟筷子似的，这能承重？”
我整个人懵了，赶紧给桑戈打电话，提示空号。再去那个集市找，桑戈的铺面早就换了人。
因为我的失误，这批材料全部作废。项目部按规定扣了我半个月的工资。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板房外面抽烟，看着远处漆黑的非洲大草原，心里的委屈和窝火翻江倒海。
“权当交学费了。”李强喝了一大口，“这边的人，穷怕了，坑蒙拐骗是常态。桑戈那种滑头，专门盯你这种刚来的生瓜蛋子。以后记住，在这里做买卖，不见兔子不撒鹰。”
我仰起头把啤酒灌进喉咙，又苦又涩。这是非洲给我的下马威，告诉我这里不只有草原和野生动物，还有防不胜防的人性。
招工那天，工棚外挤了乌压压几百号人。大多数人都瘦骨嶙峋，眼里透着对工作的极度渴望。
我在人群里挑人，主要看体力。走到角落时，我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的黑人汉子，他没有像别人那样拼命往前挤，只是安静地站着。他的眼睛很亮，很清澈。
我指了指他，他立刻走出来，用夹生但能听懂的英语说：“老板，我叫丹尼尔，我会开挖掘机，也会看图纸。”
这让我很意外。在当地，懂技术的工人很难得。我当即拍板，让他做当地工人的小队长。
丹尼尔干活极其卖力，不管太阳多毒，他总是第一个到工地，最后一个走。他对我也很尊敬，总是帮我把安全帽擦干净放在桌上。
半个月后发工资。当地很多工人在拿到钱的当天晚上，就会去镇上的酒吧喝得烂醉，甚至第二天旷工。但丹尼尔拿了钱后，直接把钱仔细地缝进衣服内侧的口袋里，匆匆借了辆破自行车离开了。
丹尼尔的家在镇子边缘的一个贫民窟里，用几块铁皮和塑料布搭成。我走过去的时候，听到里面传来孩子的咳嗽声。
我推开门，屋里黑漆漆的，气味很难闻。丹尼尔正把买来的几盒廉价药掰开，喂给躺在破草席上的一个小女孩。小女孩瘦得脱了相，肚子却鼓得很大。
“去不起。”丹尼尔低着头，“去一次医院的钱，够我们一家六口吃一个月。买点药，能扛过去的。”
丹尼尔猛地抬起头，眼睛里瞬间蓄满了泪水。他突然双膝一软，要给我下跪。我赶紧一把将他拽起来。
从那以后，丹尼尔成了我在工地上的影子。他不仅干活更拼命，还帮我挡下了很多麻烦。有几次当地的小混混来工地要烟要钱，都是丹尼尔带着几个壮汉拿着铁锹把他们赶走的。
我开始明白，非洲虽然有桑戈那样的骗子，但也有丹尼尔这样知恩图报的汉子。这里的善恶，都直白得毫无掩饰。
进入十月，非洲的雨季来了。每天下午准时一场暴雨，把红土路变成齐膝深的泥沼。
工地四周的围栏防不住当地的毛贼。这天夜里，我正在工棚里看图纸，突然听到外面狗叫。我抓起手电筒冲出去，正好看到三个黑影抬着我们的一台小型柴油发电机往灌木丛里钻。
雨下得很大，我在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了快两公里，发电机是追回来了，那几个贼把东西一扔跑了。但我浑身湿透，在冰冷的雨水里冻得直打哆嗦。
第二天下午，我开始觉得不对劲。先是觉得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，盖了两床棉被还是抖得连床板都在响。没过一个小时，又开始发高烧，浑身像在火炉里烤，嗓子干得冒烟。
李强跑进我屋里，摸了一下我的额头，脸色大变：“坏了，打摆子了！是疟疾！”
在非洲，疟疾是要命的病。李强赶紧从药箱里翻出国内带来的青蒿素，强行塞进我嘴里，用水给我灌下去。
那两天两夜，我整个人是半昏迷的。我梦见苏晨在哭，梦见儿子不认识我了。每次醒来，我都看到丹尼尔坐在我的床边。
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些当地的草药，熬成黑乎乎的苦水给我喝。他还不断用凉水洗毛巾，敷在我的额头上和腋下。
有一次我烧得迷糊，听到丹尼尔在床边用他们部落的语言低声祈祷，声音很虔诚。
第四天，我终于退烧了，整个人虚脱得连拿水杯的力气都没有。李强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你小子命大，这次多亏了丹尼尔，他三天没合眼，眼睛熬得像兔子一样。”
病好后，苏晨打来视频电话。看着屏幕里她担忧的脸，我咬着牙说最近工作很忙，一切都好，一点都没敢提疟疾的事。挂了电话，我跑到工棚后面，背对着人偷偷抹了半天眼泪。
也就是从那次生死边缘走一遭开始，我原本只打算待三年的心，慢慢产生了变化。我发现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烈日下的尘土，习惯了丹尼尔递过来的粗糙旱烟。
那天上午，卡鲁带着几百号部落的人，拿着木棍、长矛和弓箭，把推土机围得水泄不通。
卡鲁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，瘦小干瘪，脸上涂着白色的泥灰彩绘，脖子上挂着一串不知名动物牙齿做的项链。他手里拄着一根黑色的木杖，眼神非常锐利，没有一丝妥协的余地。
通过丹尼尔的翻译，我才知道，卡鲁认为这片灌木林是他们祖先安息的地方，挖掘机开进去，会切断部落的地脉，带来可怕的灾难。
“这根本讲不通！”李强在工棚里急得直抓头发，“要是绕开这片林子，工程量要增加三分之一，预算根本兜不住！上面已经下了死命令，必须按期交工。”
我连续三天带着丹尼尔去部落找卡鲁谈判。我带了成箱的罐头、糖果，甚至提出可以给部落补偿一笔不菲的美金。
卡鲁连看都不看那些钱。他坐在帐篷外的一块石头上，抽着自制的烟斗，只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金钱买不来祖先的原谅，你们的机器是个怪物。”
部落里的女人和小孩，每个人手里都提着黄色的塑料桶。我跟着他们走，发现他们每天要顶着四十度的高温，步行近十公里，去一个快要干涸的水塘里舀水。
丹尼尔告诉我，这两年旱情严重，部落唯一的水源快枯竭了。很多人因为喝了脏水生病，几个月大的婴儿拉肚子，几天就没了。
我跑回营地，把李强拉到一边：“李哥，咱们工程队不是有一台刚闲下来的深井钻机吗？调过去，给卡鲁他们打口井。”
李强瞪着我：“你疯了？打一口深井光油钱和磨损费就得几万块，这笔账怎么报？再说了，就算打了井，那个老顽固也未必让路。”
“这笔钱从我工资里扣！”我一拳砸在桌子上，“路必须修，但我不想看那些小孩喝泥水死掉。”
钻井机开进部落旁边空地的那天，卡鲁带着人站在远处，眼神里满是警惕和怀疑。
机器轰鸣了整整三天。钻头深入地下八十米、一百米、一百五十米。周围的空气热得像蒸笼，我身上扒下了一层皮。
第四天中午，当钻杆再次拔出的时候，伴随着一阵巨大的水流声，一股清澈透明的地下水如同喷泉一般冲天而起。
紧接着，不知道是谁最先喊了一嗓子，几百号人像疯了一样冲向那根水管。女人们跪在泥水里，双手捧着水拼命往嘴里灌，边喝边嚎啕大哭；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水柱下又跳又叫。
我站在不远处，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，看着这近乎疯狂的一幕，突然觉得这几天的罪全值了。
他在我面前停下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做了一个我没想到的动作。他弯下腰，用手沾了一点地上的清水，抹在了我的额头上。
帐篷里点着火盆，卡鲁亲自给我倒了一碗用羊奶和某种植物发酵酿成的酒。味道酸涩难闻，但我硬着头皮一饮而尽。
卡鲁脸上的线条柔和了许多。他坐在羊皮垫子上，身边放着一个黑漆漆的旧木盒。盒子没有锁，边缘被磨得光滑发亮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
卡鲁的手时不时摩挲一下那个木盒。他通过丹尼尔告诉我，水是生命的源泉，我给部落带来了生命，部落允许公路穿过灌木林的边缘。
丹尼尔压低声音说：“那是部落长者代代相传的东西，里面装着部落的‘灵魂’，除了卡鲁，谁也没见过里面是什么。”
公路修通后，公司又在周边接了几个水电站和桥梁的项目。原本说好的三年，硬生生被我拖成了五年，然后又续到了八年。
钱是赚到了，房贷早结清了，但我缺席了儿子成长的这八年。苏晨在视频里的抱怨越来越少，叹气却越来越多。我知道，不能再拖了，这次项目收尾，我必须回国。
那天下午，桑戈不知从哪冒了出来。他没穿当年的花衬衫，而是换上了一身劣质的西装，身后还跟着四个穿着当地警察制服、拿着长枪的人。
“中国朋友，好久不见。”他吐出一口烟圈，“听说你们要完工了。不过，有人举报你们工地的环保排污不达标，这几位长官是来扣押你们的挖掘机和装载机的。”
李强闻讯赶来，脸色铁青。我们都清楚，这工程手续齐全，桑戈纯粹是勾结了这几个腐败的黑警，趁着我们急于交工回国，想来敲诈一笔巨额的“保护费”。
桑戈冷笑一声，后退半步。那四个穿制服的人立刻拉动枪栓，枪口有意无意地对准了我们。工棚里的中国技术员们都吓得僵住了，气氛瞬间降至冰点。
不仅有我们工地的几百个黑人兄弟，还有卡鲁部落里的上百名壮汉。他们手里拿着铁锹、镐头、长矛甚至开了刃的砍刀，如同黑色的潮水一般，将桑戈和那四个警察死死围在中间。
桑戈的额头上瞬间冒出了冷汗。那四个警察端着枪的手也开始发抖，他们虽然有枪，但在几百个愤怒的当地人面前，一旦开火，他们自己绝对会被撕成碎片。
对峙了整整十分钟。最终，桑戈咽了口唾沫，低骂了一句当地的脏话，带着那四个人灰溜溜地钻进车里跑了。
我看着周围那些放下铁锹冲我傻笑的工人们，眼眶一阵发热。八年了，我把汗水洒在这片土地上，这片土地也以它特有的粗犷和狂野，护住了我。
他没有带随从，一个人拄着木杖，从部落走了一天一夜的路来到营地。他的步履已经有些蹒跚，脸上的皱纹更深了。
他走进我的房间，一言不发，从宽大的长袍里掏出了那个我曾经见过的、被他盘得发亮的旧木盒。
“老板，卡鲁说，你要回你的家乡了。这是部落最崇高的感谢，他把部落的‘平安’送给你。请你一定要带在身边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想推辞，但在非洲待了这么久，我知道拒绝土著长者的礼物是极大的冒犯。
我双手接过木盒。盒子比我想象的要沉一些，表面有一股淡淡的油脂味和草药味。我没有打开看，出于尊重，我当着卡鲁的面，随手把木盒塞进了我那个黑色大行李箱的衣服夹层里。
和他们拥抱告别后，我推着行李箱走向安检口。满脑子都是十几个小时后，见到苏晨和儿子时的场景。
突然，安检机旁的监控屏幕前，那个胖胖的黑人安检员猛地站了起来。他死死盯着屏幕，大喊了一声当地语言的口令。
周围的旅客瞬间慌乱起来。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就听到一阵密集的战术靴踩踏地板的声音。
我甚至来不及分辨声音的方向，几股巨大的力量就狠狠撞在我的肩膀和膝盖上。我被重重地按倒在地，脸死死地贴着冰冷的水泥地，手腕被反扭，手铐咔哒一声扣紧。
我的行李箱被特警粗暴地扯开，卡鲁送我的那个木盒滚落出来，盖子弹开了一道缝隙。
那个戴着防爆头盔的安检队长，一只手按在枪套上，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掀开了木盒的盖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