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老屋的柜角里,总摞着一叠落了薄灰的瓷盘瓷碗,红喜字、蜡梅花、青花纹,花样多得数不清,攒了满满当当上百个。每年腊月,母亲总要提着那只磨得发亮的塑料编织袋去赶年集,再添几只新盘碗回来——这是她守了大半辈子的年味规矩,从未变过。
小时候的年集,就像一块磁铁,把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吸了过来,天刚蒙蒙亮就热闹起来。村口的土路被踩得结结实实,母亲把我裹在厚棉袄里,牵着我的手,跟着同村的桂英婶往集市走。冷风卷着尘土掠过耳畔,却吹不散集市里飘来的蒸馒头的麦香、糖油果子的焦香、年糕的甜糯、炸丸子的酥香,混着人间烟火,一步一步勾着人往前走。吆喝声、讨价还价声、欢笑声、车铃声交织在一起,热闹非凡。
母亲先拉着我拐到糖葫芦摊前,挑了串果大核小的递给我,轻声叮嘱:“慢点儿吃,别粘了棉袄。”又在旁边的炸货摊买了两个糖油果子,金黄的果子裹着亮晶晶的糖霜,咬一口脆生生的,香甜满口。
卖盘碗的摊子,是年集上最忙碌的一处,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母亲带着我,像拨开一丛丛密实的芦苇一样,挤到摊子跟前。粗瓷碗、细瓷盘从地上一直摞到半人高,各色花纹在灰扑扑的集市里格外鲜亮。摊主手脚不停地递碗、算账,带着乡音的嗓门格外洪亮:“这瓷细得很,正经好货!”
母亲和婶婶蹲在摊前,挑拣得格外仔细。她们把盘子举到太阳底下,对着光看瓷质匀不匀,用手指轻轻敲击盘边听脆响,再翻过来摸摸底部滑不滑,偶尔还把几只盘子摞在一起比大小。“这只青花的素净,盛啥都好看。”“还是红边的喜庆,过年就得用热闹的。”她们的说话声,混着风声、修鞋匠锤子敲出的“笃笃”声,凑成了最鲜活的年集交响乐。
我蹲在旁边,边吃边看,吃完了糖葫芦和糖油果子,便安安静静地看她们细细挑选。她们时不时跟摊主讨价还价,为几毛钱争上几句,转头又笑着点评刚挑的碗,眉眼间都是欢喜。
一上午的时光,就在挑挑拣拣里悄悄溜走。日头升到头顶,母亲终于挑好了几只新盘碗。她把碗盘小心抱在怀里,袋子里的钱少了,脸上却漾着满足的笑容,像护着什么宝贝似的,生怕磕着碰着。
如今,我在外工作,再也不能陪着母亲赶年集了,可她依旧雷打不动地去。依旧提着那只磨得发亮的编织袋,依旧在盘碗摊前挑上一挑,依旧把新盘碗小心抱回家。年复一年,家里的盘碗越攒越多,安安静静堆在柜角,落了薄灰,可母亲年年依旧。她说:“添新碗,盛新饭,日子才会一年比一年甜,有这动静,才叫过年。”
只有等到大年初一,这些新盘新碗才会正式上桌,真正派上用场。母亲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从厨房出来,青花盘盛着白菜猪肉馅,红边碗装着韭菜鸡蛋馅,衬得饭菜格外诱人。
我拿起筷子的那一刻才懂,母亲年年添的从来不只是盘碗,是对新年的期盼,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,是永远不会消散的年味。